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侃爷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常常在午夜打车回家，夜深人静，昏昏欲睡中常常能听到侃爷们白话。常侃的话题，就是马路杀手。侃爷们天天扫马路，其他的司机自然没有一个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。在他们眼里，其他司机都是些二把刀的驾校出来的二把刀手艺。登高放眼一看，路上都是些马路杀手！最可怕者，就是“女魔头”（女性、磨合、头一次上路），那可真是“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”，堪称“杀手中的杀手”……

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，我喜欢联想。这不，从马路杀手联想到了文字杀手。马路杀手很多，文字杀手也不少。

何谓文字杀手？概而言之，就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将文字的本来面目遮住乃至篡改者。

文字杀手的罪过还真不小。

先说点玄的——从理论上来看，文字的出现，有利于生产经验和社会知识的继承、积累和传播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因此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。这么一来，文字杀手其实是在“文明”的头上拉屎。佛头着粪，文明是要生气的，后果嘛，你自己想。

再来点更玄的——中国古书《淮南子》里面有句话：“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”。这话太有名了，也玄得很——有了文字，为什么就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？有个叫张彦远的给作了解释——“造化不能藏其密，故天雨粟；灵怪不能遁其形，故鬼夜哭”（《历代名画记》）。这么一来，文字杀手其实在是在破坏仓颉老先生的学术成果，小心半夜仓老先生叫门！

最后说点儿正经的。文字的功能可以写出汗牛充栋的著作，但它最常见的用处，是记载和交流思想工具。工具出了问题，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，军舰会永沉海底；文字出了问题，思想和交流会一团乱麻，就只能鸡同鸭讲，对牛谈琴，也许最后只能以拳头表达思想和零距离交流了。

文字杀手有多种，今天且说第一种。这种文字杀手，属于出了错误却死不认错的类型。

这种杀手的典型代表，非阿扁莫属。

阿扁，陈水扁，或者叫“台湾地区前领导人”，律师出身，以雄辩著称。且说这一天——2006年5月20日，陈水扁到海滩捡垃圾，一幅亲民作秀的样子。自然，媒体会跟拍。捡了垃圾后，“总统”自然要发表“重要讲话”——“有很多我们的志工团体，不管是政府代表或者是民间企业帮忙等等，这些都是罄竹难书，非常感人的成功故事。”在“深受鼓舞”之时，细心的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“总统” 似乎把“罄竹难书”这个成语用错了。有刻薄的媒体称，太阳太大了，陈水扁被晒昏了吧。

照理，事情到此就结束了：谁能保证自己不用错成语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就行了。其实，查查词典，这个词原本是很明确的。“罄竹难书”的意思是：把竹子用完了都写不完，比喻罪恶很多，难以说完。语出《旧唐书》卷五十三《李密传》：“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未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”后世于是就用“罄竹难书”比喻罪状之多，难以写尽。

偏偏有那傻不棱登的人，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。5月22日，台湾的“教育部长”杜正胜在“立法院”接受质询时，居然对这个成语有“新解”。杜正胜说：“罄是用尽，竹就是竹片，是在纸张发明前的书写工具，难是难以，书就是书写，翻成今天现在的话，就是用尽所有的纸也写不完，也就是要做的事实在太多。”

对此，国民党籍“立委”李庆安质问：“所以你觉得这个形容没有错？”杜正胜说：“单单就这四个字，没有错。”李庆安嘲讽说，不要因为陈水扁说错了你就硬拗。你对教育的贡献真是“罄竹难书”！一句话让杜正胜哑口无言。

可笑的是，这事居然还没有完。有那喜欢抬扛的人，搬出某些例句，来说明“罄竹难书”这个词语的解释确如杜正胜所言。如邹韬奋先生《抗战以来》：“沦陷区的同胞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奇迹，真是所谓罄竹难书。”邹韬奋先生早已逝者，不能让他来证实一下是否误用了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邹韬奋先生认为自己用的词是对的，也不能作为可采信的证据。

事实上，后来者使用前人使用的文字，理应遵重前人本来的意思。这倒不是说不能“发挥”，而是说，“发挥”在合情合理，最重要的是，要得到广泛的认同。不然，就成了自己生造词意了。而且，以中国文明史之长，以中国文字之复杂，以中国的码字师傅之庞杂，要从故纸堆里找出几个“另外的用法”来证明自己的用法的正确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
中国的通例是，官大了，学问也跟着见长，从而成了无所不能的百科全书式人才，就能到处“指示”，随口就是“重要讲话”。高官的文字水准就一定高？至少就陈水扁这个例子而言，答案情是否定的：非也！知错不改，甚至胡乱解释以为辩护，以为大家都是白痴，自取其辱就活该了。

当然，认错是人类最不喜欢的行为之一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可能更是如此。正因为此，“打死也不认错”，时常可以在中国见到。而在文字上死不认错的结果之一，就是成语和词语误用的情形越来越多。时间久了，有的还得到了权威辞书的认可，如“式微”一词。当然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