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这样的地方，日子过得快。不知不觉，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，已经超过老家。掐指一算，我上一次回老家已经是十年前。

 

这十年发生了好些事。我的生活和记忆在北京延续，同时，更新着老家的信息。在北京，我有了儿子。七年过去，他从小小肉球，很快变成人嫌狗厌的淘气小子。老家也有好些事。比如说，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家搬到县城；有人死了，有人全家搬到县城；家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……

 

前几年，我好几次想回家看看，但想到舟车劳顿，再加上懒，儿子尚小，一直没有成行。前些日子，一咬牙二跺脚，趁儿子放暑假，我们一家三口回了趟老家。

 

老家在湖北广水长岭镇汪家冲。冲，有雨水冲刷的意思，是南方常见的地形。连续的小山中间的平地，就是冲。汪家冲大多数人姓汪，另有王、董、袁、明、聂、刘诸姓。我出生在这里，并且一直生活到16岁上高中。之后，我到县城上高中；四年后，我到北京上学，并留在北京。我在老家生活了20年，它是我的来路。

 

回老家，一般是坐火车。老家有火车站，是个小站，只有过境车。20年多前我到北京上学，坐火车来往，经常要站十七个小时，到了后，腿会记忆性地抖两三天。就是现在，也还是要十三四个小时。前几年，邻县有了高铁，五个小时左右可到。

 

于是，消费升级。7月29日下午2点，我们从家里出发；晚上8点半，我走出孝感北站。之前约好的赖师傅的车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在时明时暗的夜色中穿行一个小时后，我们到了应山城区的一个小区门口，看到了大姐一家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们就住在大姐家。我回去的那几天，有风有雨，气温比前几天下降了一些。父母俱在，姐姐和妹妹都平安，这或许是最大的安慰。

这是回老家的第一站。20多年前，我在这里上了四年高中。如今，它陌生，又熟悉。

 

回到老家，首先复活的是家乡话。一下火车，我的家乡话瞬间唤醒。和老婆孩子说话时，我用的是普通话，和其他人说话的时候，我用的是家乡话。我在两种话之间切换，自然而流畅。“过早”的时候，老板招呼：“七点么事奢？”我答之以“来碗热干面，两个发粑，拿走”，毫无口音。当然，和老家人相比，我的嗓门还不够大。

 

一到县城，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。这是夏天的气味，还有从前一样，粘，热，还有股混合的臭味。后来下了几场雨，这种味道就更浓郁和正宗了。

 

交通还和从前一样。行人和车辆呈现比较规律的布朗运动状态。汽车很多；摩托车更多，可载一二三四人不等，没有一个人戴头盔；经过路口，我总是很紧张。有时车让我，有时我让车，全凭双方的博弈。出租车司机不打表，钻进去之前先讲价。我出行大部分时间步行，有时候打车。还坐了一次班车，全程两块钱。车到一半，忽然停下，全车人转入另一辆车。这辆班车就那么空着开走了。

 

我在县城迷路了。当年它还小。这次回去，楼房长高，街道变迁，曾经的地标看不到了。有人告诉我，现在“一河两岸”建得比较好，这是脸面，干净，整洁。我倒觉得老城区也变了不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经过当年上高中的地方，走到跟前，经家人的提醒，才猛然看见。校门已变，门前的马路似乎变窄了不少，当年胳膊粗细的小树，现在难以合抱。当然，也有不变的。有一次经过“平靖路农贸市场”，我发现那几个字还没有变。

 

据说，县城里已经有二三十万人了。我当年在这里上学的时，才五六万。城市也随之膨胀，碧桂园在这里也开发了楼盘。没有家人的带领，我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。

 

好在还有饮食。在老家的几天，每天“过早”时，我都会去吃一碗热干面。大姐建议我尝尝别的，但我还是只吃热干面，因为它让我想起从前。在脏脏的街面上找家小馆，来一碗热干面，舌头和胃都会告诉我，还是原来的感觉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

老家重视娘家人。吃席时，娘家人总是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。在老家的这几天，除了早饭在外面吃热干面，我每顿都会面对一桌子菜。吃得肚儿圆之余，我把这些菜都发到高中同学的微信群里，“报复”那些在外地的同学。我知道，荆芥、百花菜、翘嘴白鱼、霉豆腐、霉千张卷、渣巴……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停下来。

我没有问这里人们的收入，但我知道物价，热干面3块钱一碗；20块钱，可以从县城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；黄骨鱼15块一斤，翘嘴白鱼才8块⋯⋯我更关心房价。县城里有私人盖的房子，每平方米一千多块；也有正儿八经的小区，三千往上。我最小的妹妹一家花了三十多万买了一套房，120多平方米。这小区里有两口真正的堰，堰里有水有虫有鱼，还有荷花。这或许可以秒杀北京吧。

 

我还了解到，北京治理穿墙打洞，也影响到这里的人；共享单车、微信支付很平常，《战狼2》也在这里同步上映……

 

这次回老家的主要目的，就是回汪家冲看看。回去的第三天，7月31日一早，我，我的父亲，我的儿子，还有我的姐夫，四个人出发了。以前，有县城通往汪家冲附近的班车，后来因为人少，渐渐取消了。回汪家冲，可以坐汽车直接回去——前几年，政府出钱，修通了到汪家冲的水泥路——时间要一个多小时。也可以走我当年上学时走过的路，从县城出发，先坐汽车到一个码头，再坐船到另一个码头，然后上岸步行半个多小时，就到了。儿子嚷着要坐快艇，我们就选择了后一种走法。

 

这种走法比较累人。早上8点，我们在县城包了一辆车，经过大概30分钟颠簸，到了一处叫桂花岛的地方。这里是徐家河水库的一部分——徐家河水库湖北第三大水库。十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，桂花岛还是一个中转的码头，机船来来往往，人们从这里坐船回到各自的家；或者从船上下来，坐车到县城或别的地方。

 

那天是阴天。我们到桂花岛时，微风轻吹，细浪拍岸。岸边有几顶迷彩色的帐篷，还有几辆军车，人很多，他们是在此地搞训练的军人。码头上的房子还在，那个小卖部也还在，只是里面只有老板一个人。没有机船。

我们等了几分钟后，之前约好的快艇在远处的水面上露了头。很快，我们坐上快艇，迎风而行。儿子兴奋异常：“再快点儿！再快点儿！”快艇师傅笑了：“已经是最快了！”快艇在水面飞驰，河岸既熟悉又陌生。姐夫说，一到节假日，县城里的不少人就到河边钓鱼。快艇师傅补充说，今年鱼多，有人一天能钓几十斤翘嘴白鱼。那天是周一，我们只看到一个钓鱼的。以前两岸常见劳作的人，一个都没看到。

十多分钟后，快艇在磙子河码头停下。以前，我们经常从这里到对岸，那里是一个小集镇。小集镇分冷热集，热集时很热闹。摆渡的，最开始是木船，后来换了一个趸船，每个人每趟一毛钱。

 

在这里，我们弃船登岸。路是水泥路，两边是草木繁茂。我穿的是短裤凉鞋。走之前听人说，乡下草里有蜱虫，有人因而丧命。我穿上了袜子。

 

走出不远，远远听见有锣鼓的声音。姐夫说：“这是谁老了？”老了，就是死了。又走了一会儿，碰到一个骑摩托的人。姐夫认识，两人闲聊了几句，问清了是谁死了。这人我不认识，死者我也不认识。

我们想走以前赶集的路回汪家冲。走了一段，发现草木堵住去路，无法通过，折回。又走了一段水泥路，在一个岔路口，又折向以前熟悉的路。前行不远，发现已经进入一片野山，很难分辨出以前的路。好在大概的方向还记得，儿子爬上了姐夫的背，我们硬着头皮往下走。

穿过草木的层层封堵，我们来到汪官。这是和老家相邻的一个湾子——我们这里把村子叫湾子。

湾里很安静。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。

 

从湾里穿过，我们重回水泥路。儿子从姐夫的背上溜下，立即在自己的脚上掏东西。他穿的是凉鞋，袜子上沾了不少带小刺的野果。再细看，两只裤腿上也有很多。一粒一粒清理完这些野果，我们继续往前。走了几十米，我指着一处水坑对儿子说，以前这里水很多，夏天的时候，我经常是先在这里洗完澡，再去上学。儿子望望那一团污水，有点不信。我只能告诉他，以前这里的水很深，水面也大。

 

过了这口堰，就是汪家冲的地界。抬头看，草木满眼，看不清我家的房子在哪里。以前在这个位置，早就能看到了。

 

顺着水泥路往前，来到一块长满杂草的地边。我对儿子说，你不是一直念叨要种地吗？这就是我家的地啊。儿子要走进去看，我们赶紧拉住。儿子却已经有了规划了：先除草，再种庄稼。这样的地，我家还有三四块，听家里人说，现在都是杂草。

这块地的另一边，现在长满了杂草和杂树，只有一个小水坑，提醒着这里以前是一口大堰。以前，我在这里洗过澡，还捞过鱼。我们在这里站了几分钟，听见了几串秧鸡的叫声。姐夫说水坑里有鱼，儿子立即要去捕鱼，我们好言劝住。

再往前走不远，看到湾里的第一户人家。以前的主人姓王，后来举家搬到县城，把房子卖给姓汪的，姓汪的主人后来也搬走了。院门有锁，竹子满院，草木丛生，据说已荒废多年。

再往前走，在水泥路的尽头，就是我家。房子是2012年重建的，花了大概2万块。以前是土坯房，那是父亲年轻时盖的。这里已经很久不住人了。盛夏，屋前有枯草。这是打过农药的结果。父亲开了门。走进去，椅在，床在，电视机、电冰箱也在。儿子在厨房里探索了一会儿，又从里屋翻出锄头斧刨来玩。家里的水缸还有水。父亲舀出一盆，我擦了腿。

屋前的空地，是我小时候玩泥巴的地方。当年的那株桅子花枝还在，现在是一棵小树了，和其他的杂树混在一起。桅子花树下，以前是一口堰，水面有浮萍，我在里面戏水、钓鱼，可以洗衣、洗菜，也可饮牛。如今里面里面看不见水，草木疯长，完全没有堰的样子。

顺着小路，我们向村里走。路窄草盛，无语前行。

过了三户关着门的人家，就到了大伯家。大伯家关着门，门口有把椅子，厨房门开着。

再往下走，有房子草木叩门。这曾经是我的远房舅舅家。小时候，我无数次在这里流连。那两块石板还在。以前下面是个水沟。下大雨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就在水沟里筑坝拦水。

湾子里很安静，以前鸡飞狗跳猪跑牛叫，还有呼喊跑过的伢儿，如今荡然无存。路过牛栏，我想起我家的老牛；路过猪圈，我想起躺着哼哼的猪；路过打谷场，我想起这里的石磙——湾里的大人说，单手立起石磙，才算是成人了；路过门前的大堰，我经常在堰边钓鱼。我还想起堰旁边的几棵大树。其中一棵树上有八哥的窝，我们掏过不少回。

 

再往前走，终于看到两个人。走过去，依稀认得一位，她们却惊呼，要是没有我的父亲在旁边，他们是绝对认不出我的。说话间，又不远处走来几位老人，一位是我的大伯，他已经快80岁了。牙掉光了，说起话来比较含糊。上半年，他刚生了一场病，现在吃东西没有味道。另外两位是我的族上大伯。他们笑容一如从前，只是行动迟缓。其他两人，我叫他们表叔和表婶，精神状况看起来还可以，只是说话的声音小，还有点慢。

 

我们站在屋前，说些闲话，彼此叹息。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我正满湾乱蹿。儿子倒不见外，拿起屋檐下的媷锄，干起除草的活儿。他的前面，是汪家冲主要的水田。水田往上走很远，是一个水库，一冲的田都由它浇灌。这些田是在生产队时，上一辈人累断腰造的，旱涝保收。现在，它已经长满了杂草，基本没有耕作的条件了。

后来，我们跟着大伯回到他的家。在屋前，我们碰到另外一个老人。他是过来聊天的。据他们说，湾里还有两个人，一个精神有点儿问题，我们没见到；另一个临时外出了。

父亲说，湾子里很多人到了镇上，有些人到了县城，一年回来两回，一回是清明节回来上坟，烧了纸线，放完炮仗，就回去了；另一回是过年，腊月二十九回来，贴完春联，就回去了。

 

留下两百块钱，我告别了大伯，回到自己家。门前的那棵枣树，挂着不少枣。离开之前，姐夫从上面摘了些，装满了儿子的裤兜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扳着指头算了算，如今湾里也就剩10个人。他们全是上了岁数的人，没有孩子。这几个人中，绝大部分是因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或者和子女过不到一起留下了。可以想见，再过些年，等这些人都老了，老家将被草木占领。这原本就是它们的地盘，我们只不过是过客。

 

父亲当年当过生产队的会计。小时候，我从家里的账本上看到，老家最多的时候超过130人。有一段时间，老家甚至还有两个小商店。我在其中的一个赊过几次账。

 

在我的记忆中，湾子的人口，在分田单干（官方叫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）之前，孩子出生、老人离世、嫁姑娘、娶媳妇是主要的人口代谢方式，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。后来，陆续有人迁出。这些人中，有上大学后留在城里的，比如我；有参军后转业留在城里的，上一辈有几个人就是这样；最多的，是外出打工，在县城或镇上买了房，全家离开的——这一变化，就发生在这十年。

 

家里人告诉我，附近的湾子，大多数也是如此。据说，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已经消失多年。以前人来人往的道路，渐渐无人行走，很多已经被草木封堵。

 

这真是一场彻底的城镇化！

 

我知道它迟早会来。这样交通不便、资源匮乏的地方，搬走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真正的田园没有牧歌，到城里生活，才是正路。但是，亲眼看到草木进逼、湾子即将消失，我还是有些伤感：故乡已经不是回不去，而是要永远消失。

 

城镇化并不容易。大时代或许足够激动人心，但时代的列车并不那么容易搭上。就我家而言，我和最小的妹妹，上了大学后进入城市，从零开始，甘苦一言难尽。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是农民，如今他们几家人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，完全摆脱了农村。洗脚上田，到城市里讨生活，其中必有艰难曲折，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在城市里安家了，生活、工作、老人、孩子……时间和空间的转换，带来新的问题，有的解决了，有的没法解决；老问题有的解决了，有的就那么放着。

 

生活依然不易，但还在继续。只要生命不止，那么就接着往前奔吧。

 

每次回乡都会听到一些让人震惊的消息。

 

老家打麻将的风气很盛，差不多家家都有自动麻将机。据家里人说，有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在牌桌上奋斗两天，一头栽倒，再也没有起来。还有个女人，在牌桌上输了三四万，回去就跳了楼。当然，没什么什么能阻挡老家人对麻将的向往，甚至发明了一种名为“拳打脚踢”的规则，向外输出。

 

多年前，我的一个远房老俵到南方做过传销，后来灰头土脸地回来了。这么些年过去，依然陆续有熟人卷入。前一阵子聚集闹事的“善心汇”，也有人参加，结果倾家荡产。还有一些传销，规模不大，也没多少人知道，就那么自生自灭，想来是谁疼谁知道吧。

 

我们湾里的一个人，大学毕业后到一个镇上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县城吃完酒席，驾车回镇上，一头扎进一辆大货车的尾部。人没死，只是脑子有些问题，智力受到影响，现在还在恢复中。我的一个比较近的老俵，在建筑工地干活时，一面砖墙倒下来，掩埋了他。赶紧扒出来急救，救活了。之后，能吃，能干活，只是智力接近五六岁的孩子。还有一位小时候跟我一起玩过泥巴的远房老俵也出事了。他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远房舅舅，是乡里信用社的会计。他通过了内部的招考，也进了信用社。他不甘平凡，玩得开，路子野。他结了两次婚，有两个孩子。听说，前几年放了不少贷款收不回来，还卷入了高利贷。如今，他第二次离了婚，然后跑路了。

 

人生无常，但这都是别人的故事。早上醒来，城市和往日一样热闹，人们在热气腾腾的早餐摊前过完早，就开始忙自己的事。生活就是这样吧，还要继续，也一直在继续。

在老家的这几天，我一直有点恍惚。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和眼前的故乡，有时重合，有时分离。有时候，我怀疑自己回的是个假故乡，因为它和我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；但理智告诉我，这确实是个真故乡。儿子没有我的困惑。他听不太懂家乡话，但不妨碍他发挥时时玩处处玩跟任何人玩的特点，乐不思家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故乡和他北京的家并无区别。

 

有人说，客人就像鱼，放三天就臭了。我不愿做老家的一条鱼，8月3日，我乘高铁返京。一出动车，北京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走出地铁，阳光炙烤；进入小区，蝉噪袭来。生活继续。想来，故乡亦如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