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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乡琐记:草木叩门 生活继续

北京这样的地方,日子过得快。不知不觉,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,已经超过老家。掐指一算,我上一次回老家已经是十年前。
 
这十年发生了好些事。我的生活和记忆在北京延续,同时,更新着老家的信息。在北京,我有了儿子。七年过去,他从小小肉球,很快变成人嫌狗厌的淘气小子。老家也有好些事。比如说,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家搬到县城;有人死了,有人全家搬到县城;家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……
 
前几年,我好几次想回家看看,但想到舟车劳顿,再加上懒,儿子尚小,一直没有成行。前些日子,一咬牙二跺脚,趁儿子放暑假,我们一家三口回了趟老家。
 
老家在湖北广水长岭镇汪家冲。冲,有雨水冲刷的意思,是南方常见的地形。连续的小山中间的平地,就是冲。汪家冲大多数人姓汪,另有王、董、袁、明、聂、刘诸姓。我出生在这里,并且一直生活到16岁上高中。之后,我到县城上高中;四年后,我到北京上学,并留在北京。我在老家生活了20年,它是我的来路。
 
回老家,一般是坐火车。老家有火车站,是个小站,只有过境车。20年多前我到北京上学,坐火车来往,经常要站十七个小时,到了后,腿会记忆性地抖两三天。就是现在,也还是要十三四个小时。前几年,邻县有了高铁,五个小时左右可到。
 
于是,消费升级。7月29日下午2点,我们从家里出发;晚上8点半,我走出孝感北站。之前约好的赖师傅的车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在时明时暗的夜色中穿行一个小时后,我们到了应山城区的一个小区门口,看到了大姐一家。之后的几天,我们就住在大姐家。我回去的那几天,有风有雨,气温比前几天下降了一些。父母俱在,姐姐和妹妹都平安,这或许是最大的安慰。
这是回老家的第一站。20多年前,我在这里上了四年高中。如今,它陌生,又熟悉。
 
回到老家,首先复活的是家乡话。一下火车,我的家乡话瞬间唤醒。和老婆孩子说话时,我用的是普通话,和其他人说话的时候,我用的是家乡话。我在两种话之间切换,自然而流畅。“过早”的时候,老板招呼:“七点么事奢?”我答之以“来碗热干面,两个发粑,拿走”,毫无口音。当然,和老家人相比,我的嗓门还不够大。
 
一到县城,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。这是夏天的气味,还有从前一样,粘,热,还有股混合的臭味。后来下了几场雨,这种味道就更浓郁和正宗了。
 
交通还和从前一样。行人和车辆呈现比较规律的布朗运动状态。汽车很多;摩托车更多,可载一二三四人不等,没有一个人戴头盔;经过路口,我总是很紧张。有时车让我,有时我让车,全凭双方的博弈。出租车司机不打表,钻进去之前先讲价。我出行大部分时间步行,有时候打车。还坐了一次班车,全程两块钱。车到一半,忽然停下,全车人转入另一辆车。这辆班车就那么空着开走了。
 
我在县城迷路了。当年它还小。这次回去,楼房长高,街道变迁,曾经的地标看不到了。有人告诉我,现在“一河两岸”建得比较好,这是脸面,干净,整洁。我倒觉得老城区也变了不少。有一天晚上,我经过当年上高中的地方,走到跟前,经家人的提醒,才猛然看见。校门已变,门前的马路似乎变窄了不少,当年胳膊粗细的小树,现在难以合抱。当然,也有不变的。有一次经过“平靖路农贸市场”,我发现那几个字还没有变。
 
据说,县城里已经有二三十万人了。我当年在这里上学的时,才五六万。城市也随之膨胀,碧桂园在这里也开发了楼盘。没有家人的带领,我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。
 
好在还有饮食。在老家的几天,每天“过早”时,我都会去吃一碗热干面。大姐建议我尝尝别的,但我还是只吃热干面,因为它让我想起从前。在脏脏的街面上找家小馆,来一碗热干面,舌头和胃都会告诉我,还是原来的感觉,还是原来的味道。
老家重视娘家人。吃席时,娘家人总是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。在老家的这几天,除了早饭在外面吃热干面,我每顿都会面对一桌子菜。吃得肚儿圆之余,我把这些菜都发到高中同学的微信群里,“报复”那些在外地的同学。我知道,荆芥、百花菜、翘嘴白鱼、霉豆腐、霉千张卷、渣巴……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停下来。
我没有问这里人们的收入,但我知道物价,热干面3块钱一碗;20块钱,可以从县城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;黄骨鱼15块一斤,翘嘴白鱼才8块⋯⋯我更关心房价。县城里有私人盖的房子,每平方米一千多块;也有正儿八经的小区,三千往上。我最小的妹妹一家花了三十多万买了一套房,120多平方米。这小区里有两口真正的堰,堰里有水有虫有鱼,还有荷花。这或许可以秒杀北京吧。
 
我还了解到,北京治理穿墙打洞,也影响到这里的人;共享单车、微信支付很平常,《战狼2》也在这里同步上映……
 
这次回老家的主要目的,就是回汪家冲看看。回去的第三天,7月31日一早,我,我的父亲,我的儿子,还有我的姐夫,四个人出发了。以前,有县城通往汪家冲附近的班车,后来因为人少,渐渐取消了。回汪家冲,可以坐汽车直接回去——前几年,政府出钱,修通了到汪家冲的水泥路——时间要一个多小时。也可以走我当年上学时走过的路,从县城出发,先坐汽车到一个码头,再坐船到另一个码头,然后上岸步行半个多小时,就到了。儿子嚷着要坐快艇,我们就选择了后一种走法。
 
这种走法比较累人。早上8点,我们在县城包了一辆车,经过大概30分钟颠簸,到了一处叫桂花岛的地方。这里是徐家河水库的一部分——徐家河水库湖北第三大水库。十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,桂花岛还是一个中转的码头,机船来来往往,人们从这里坐船回到各自的家;或者从船上下来,坐车到县城或别的地方。
 
那天是阴天。我们到桂花岛时,微风轻吹,细浪拍岸。岸边有几顶迷彩色的帐篷,还有几辆军车,人很多,他们是在此地搞训练的军人。码头上的房子还在,那个小卖部也还在,只是里面只有老板一个人。没有机船。
我们等了几分钟后,之前约好的快艇在远处的水面上露了头。很快,我们坐上快艇,迎风而行。儿子兴奋异常:“再快点儿!再快点儿!”快艇师傅笑了:“已经是最快了!”快艇在水面飞驰,河岸既熟悉又陌生。姐夫说,一到节假日,县城里的不少人就到河边钓鱼。快艇师傅补充说,今年鱼多,有人一天能钓几十斤翘嘴白鱼。那天是周一,我们只看到一个钓鱼的。以前两岸常见劳作的人,一个都没看到。
十多分钟后,快艇在磙子河码头停下。以前,我们经常从这里到对岸,那里是一个小集镇。小集镇分冷热集,热集时很热闹。摆渡的,最开始是木船,后来换了一个趸船,每个人每趟一毛钱。
 
在这里,我们弃船登岸。路是水泥路,两边是草木繁茂。我穿的是短裤凉鞋。走之前听人说,乡下草里有蜱虫,有人因而丧命。我穿上了袜子。
 
走出不远,远远听见有锣鼓的声音。姐夫说:“这是谁老了?”老了,就是死了。又走了一会儿,碰到一个骑摩托的人。姐夫认识,两人闲聊了几句,问清了是谁死了。这人我不认识,死者我也不认识。
我们想走以前赶集的路回汪家冲。走了一段,发现草木堵住去路,无法通过,折回。又走了一段水泥路,在一个岔路口,又折向以前熟悉的路。前行不远,发现已经进入一片野山,很难分辨出以前的路。好在大概的方向还记得,儿子爬上了姐夫的背,我们硬着头皮往下走。
穿过草木的层层封堵,我们来到汪官。这是和老家相邻的一个湾子——我们这里把村子叫湾子。
湾里很安静。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。
 
从湾里穿过,我们重回水泥路。儿子从姐夫的背上溜下,立即在自己的脚上掏东西。他穿的是凉鞋,袜子上沾了不少带小刺的野果。再细看,两只裤腿上也有很多。一粒一粒清理完这些野果,我们继续往前。走了几十米,我指着一处水坑对儿子说,以前这里水很多,夏天的时候,我经常是先在这里洗完澡,再去上学。儿子望望那一团污水,有点不信。我只能告诉他,以前这里的水很深,水面也大。
 
过了这口堰,就是汪家冲的地界。抬头看,草木满眼,看不清我家的房子在哪里。以前在这个位置,早就能看到了。
 
顺着水泥路往前,来到一块长满杂草的地边。我对儿子说,你不是一直念叨要种地吗?这就是我家的地啊。儿子要走进去看,我们赶紧拉住。儿子却已经有了规划了:先除草,再种庄稼。这样的地,我家还有三四块,听家里人说,现在都是杂草。
这块地的另一边,现在长满了杂草和杂树,只有一个小水坑,提醒着这里以前是一口大堰。以前,我在这里洗过澡,还捞过鱼。我们在这里站了几分钟,听见了几串秧鸡的叫声。姐夫说水坑里有鱼,儿子立即要去捕鱼,我们好言劝住。
再往前走不远,看到湾里的第一户人家。以前的主人姓王,后来举家搬到县城,把房子卖给姓汪的,姓汪的主人后来也搬走了。院门有锁,竹子满院,草木丛生,据说已荒废多年。
再往前走,在水泥路的尽头,就是我家。房子是2012年重建的,花了大概2万块。以前是土坯房,那是父亲年轻时盖的。这里已经很久不住人了。盛夏,屋前有枯草。这是打过农药的结果。父亲开了门。走进去,椅在,床在,电视机、电冰箱也在。儿子在厨房里探索了一会儿,又从里屋翻出锄头斧刨来玩。家里的水缸还有水。父亲舀出一盆,我擦了腿。
屋前的空地,是我小时候玩泥巴的地方。当年的那株桅子花枝还在,现在是一棵小树了,和其他的杂树混在一起。桅子花树下,以前是一口堰,水面有浮萍,我在里面戏水、钓鱼,可以洗衣、洗菜,也可饮牛。如今里面里面看不见水,草木疯长,完全没有堰的样子。
顺着小路,我们向村里走。路窄草盛,无语前行。
过了三户关着门的人家,就到了大伯家。大伯家关着门,门口有把椅子,厨房门开着。
再往下走,有房子草木叩门。这曾经是我的远房舅舅家。小时候,我无数次在这里流连。那两块石板还在。以前下面是个水沟。下大雨的时候,小伙伴们就在水沟里筑坝拦水。
湾子里很安静,以前鸡飞狗跳猪跑牛叫,还有呼喊跑过的伢儿,如今荡然无存。路过牛栏,我想起我家的老牛;路过猪圈,我想起躺着哼哼的猪;路过打谷场,我想起这里的石磙——湾里的大人说,单手立起石磙,才算是成人了;路过门前的大堰,我经常在堰边钓鱼。我还想起堰旁边的几棵大树。其中一棵树上有八哥的窝,我们掏过不少回。
 
再往前走,终于看到两个人。走过去,依稀认得一位,她们却惊呼,要是没有我的父亲在旁边,他们是绝对认不出我的。说话间,又不远处走来几位老人,一位是我的大伯,他已经快80岁了。牙掉光了,说起话来比较含糊。上半年,他刚生了一场病,现在吃东西没有味道。另外两位是我的族上大伯。他们笑容一如从前,只是行动迟缓。其他两人,我叫他们表叔和表婶,精神状况看起来还可以,只是说话的声音小,还有点慢。
 
我们站在屋前,说些闲话,彼此叹息。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,我正满湾乱蹿。儿子倒不见外,拿起屋檐下的媷锄,干起除草的活儿。他的前面,是汪家冲主要的水田。水田往上走很远,是一个水库,一冲的田都由它浇灌。这些田是在生产队时,上一辈人累断腰造的,旱涝保收。现在,它已经长满了杂草,基本没有耕作的条件了。
后来,我们跟着大伯回到他的家。在屋前,我们碰到另外一个老人。他是过来聊天的。据他们说,湾里还有两个人,一个精神有点儿问题,我们没见到;另一个临时外出了。
父亲说,湾子里很多人到了镇上,有些人到了县城,一年回来两回,一回是清明节回来上坟,烧了纸线,放完炮仗,就回去了;另一回是过年,腊月二十九回来,贴完春联,就回去了。
 
留下两百块钱,我告别了大伯,回到自己家。门前的那棵枣树,挂着不少枣。离开之前,姐夫从上面摘了些,装满了儿子的裤兜。
在回去的路上,我扳着指头算了算,如今湾里也就剩10个人。他们全是上了岁数的人,没有孩子。这几个人中,绝大部分是因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,或者和子女过不到一起留下了。可以想见,再过些年,等这些人都老了,老家将被草木占领。这原本就是它们的地盘,我们只不过是过客。
 
父亲当年当过生产队的会计。小时候,我从家里的账本上看到,老家最多的时候超过130人。有一段时间,老家甚至还有两个小商店。我在其中的一个赊过几次账。
 
在我的记忆中,湾子的人口,在分田单干(官方叫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)之前,孩子出生、老人离世、嫁姑娘、娶媳妇是主要的人口代谢方式,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。后来,陆续有人迁出。这些人中,有上大学后留在城里的,比如我;有参军后转业留在城里的,上一辈有几个人就是这样;最多的,是外出打工,在县城或镇上买了房,全家离开的——这一变化,就发生在这十年。
 
家里人告诉我,附近的湾子,大多数也是如此。据说,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已经消失多年。以前人来人往的道路,渐渐无人行走,很多已经被草木封堵。
 
这真是一场彻底的城镇化!
 
我知道它迟早会来。这样交通不便、资源匮乏的地方,搬走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真正的田园没有牧歌,到城里生活,才是正路。但是,亲眼看到草木进逼、湾子即将消失,我还是有些伤感:故乡已经不是回不去,而是要永远消失。
 
城镇化并不容易。大时代或许足够激动人心,但时代的列车并不那么容易搭上。就我家而言,我和最小的妹妹,上了大学后进入城市,从零开始,甘苦一言难尽。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是农民,如今他们几家人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,完全摆脱了农村。洗脚上田,到城市里讨生活,其中必有艰难曲折,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在城市里安家了,生活、工作、老人、孩子……时间和空间的转换,带来新的问题,有的解决了,有的没法解决;老问题有的解决了,有的就那么放着。
 
生活依然不易,但还在继续。只要生命不止,那么就接着往前奔吧。
 
每次回乡都会听到一些让人震惊的消息。
 
老家打麻将的风气很盛,差不多家家都有自动麻将机。据家里人说,有个上了年纪的人,在牌桌上奋斗两天,一头栽倒,再也没有起来。还有个女人,在牌桌上输了三四万,回去就跳了楼。当然,没什么什么能阻挡老家人对麻将的向往,甚至发明了一种名为“拳打脚踢”的规则,向外输出。
 
多年前,我的一个远房老俵到南方做过传销,后来灰头土脸地回来了。这么些年过去,依然陆续有熟人卷入。前一阵子聚集闹事的“善心汇”,也有人参加,结果倾家荡产。还有一些传销,规模不大,也没多少人知道,就那么自生自灭,想来是谁疼谁知道吧。
 
我们湾里的一个人,大学毕业后到一个镇上工作。有一天晚上,他在县城吃完酒席,驾车回镇上,一头扎进一辆大货车的尾部。人没死,只是脑子有些问题,智力受到影响,现在还在恢复中。我的一个比较近的老俵,在建筑工地干活时,一面砖墙倒下来,掩埋了他。赶紧扒出来急救,救活了。之后,能吃,能干活,只是智力接近五六岁的孩子。还有一位小时候跟我一起玩过泥巴的远房老俵也出事了。他的父亲,也就是我的远房舅舅,是乡里信用社的会计。他通过了内部的招考,也进了信用社。他不甘平凡,玩得开,路子野。他结了两次婚,有两个孩子。听说,前几年放了不少贷款收不回来,还卷入了高利贷。如今,他第二次离了婚,然后跑路了。
 
人生无常,但这都是别人的故事。早上醒来,城市和往日一样热闹,人们在热气腾腾的早餐摊前过完早,就开始忙自己的事。生活就是这样吧,还要继续,也一直在继续。
在老家的这几天,我一直有点恍惚。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和眼前的故乡,有时重合,有时分离。有时候,我怀疑自己回的是个假故乡,因为它和我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;但理智告诉我,这确实是个真故乡。儿子没有我的困惑。他听不太懂家乡话,但不妨碍他发挥时时玩处处玩跟任何人玩的特点,乐不思家。在这一点上,我的故乡和他北京的家并无区别。
 
有人说,客人就像鱼,放三天就臭了。我不愿做老家的一条鱼,8月3日,我乘高铁返京。一出动车,北京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走出地铁,阳光炙烤;进入小区,蝉噪袭来。生活继续。想来,故乡亦如是。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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